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抗战亲历者口述
青海新闻网讯 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是向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已故的和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干部老同志致敬的日子；这一天，是让亲历日军暴行的中国人、遭受日军轰炸的西宁老居民扬眉吐气、深感慰藉的日子。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忘记。今日，本报刊登了8位抗战老干部和3位西宁老居民的口述故事，通过他们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刻骨铭心的战争记忆，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原貌，向全国人民展示出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老兵的英姿和风采；展现了虽不在抗战一线的青海，同样遭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和蹂躏的历史真相。它必将激发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和为国为民精神，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推进“四个全面”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理想而不懈奋斗。
★ “送信”也是个很重要的活儿
陈长河口述
陈长河，1931年出生，河北完县人，1956年参加工作省公安厅离休干部。
1931年，我出生在河北保定完县的北吴村，那是一个四面都是山的小山村。父母都是村里的雇农。但父亲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共产党的村党支部书记。父亲经常去开会，地点就在我们北吴村里的大庙。后来，等我长大了一点，母亲经常让我陪着父亲一起去开会，这是我最早接触党的工作。当时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父亲和组织上的联络人都是单线联系，他们商量的事情连家里人都不能说，包括我母亲。当年的人也很老实，我们开会的内容真的都没有告诉我母亲。
在我12岁时，发生了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日本鬼子突然进村了，进了村就烧杀抢掠，把我家大门前的栅栏给烧了，房子烧了，连狗也被他们杀了。村里的很多党员来不及撤退，好几个都被鬼子当场杀死。当天，父亲也差点出事，跳墙才捡了条命。姥姥受不了刺激想跳井，当时井里已经有一个人，姥姥才没有死成！大家心里恨呀！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我们只好搬到姥姥家去住，互相有个照应，心里也感觉安全些。
不过，我记得父亲说过，当时我们最怕的还不是日本鬼子，最怕的是日本保卫队和特务队。因为保卫队和特务队对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情况比较熟悉。
13岁，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纪小干不了别的，就给党组织送信。有一次是说日本保卫队要来，我就赶紧跑去给村党支部报信。日本人要进村，必须路过一座大庙，庙里有个通道。我报完信，八路军在通道的墙上挖了十几个洞，埋伏起来，躲在暗处，等特务队来了，就开始打。
当时咱们八路军用的是“套筒子枪”、土枪、土手榴弹，子弹也少，武器很差。敌人是啥都有，有快枪、长枪，我们很可怜。但还是把特务队打跑了。所以我觉得，送信也是个很重要的活儿。
因为家里太穷，为了生计，15岁我开始跟着父亲去做生意，卖包子。这期间，我被保卫队“弄”住过一次。他们怀疑我是共产党，用枪指着我，让我跪下，把衣服、裤子、鞋子全脱了，把我全身搜了个遍，见没有什么东西，才把我给放了，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本报记者 乔欣 整理)
★ 难忘的1943年
贾全进口述
贾全进，1924年出生，河北宛平县人 东川监狱局离休干部。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宛平县宛平八区黄塔村，抗战时期，毛主席在我们村建立了“抗日敌后根据地”。1942年，大概是秋天，我记得很清楚，日本鬼子烧了我们村两次。那个时候我给区长当通讯员，听到消息后，区长让我回家看看。回家后，没待多久，看着家里没什么太大的损坏，安慰了母亲几句，又赶紧回区里工作去了。没想到，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本鬼子又到我们村烧了一次。这一次把整个村子全部烧光了。一百多户人家全部被烧毁，我母亲跑到自家地里的草垛里躲着，直到烧完之后才敢跑出来。后来，我们全村的乡亲们只能搭起草棚临时当“家”。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区上的干部在下乡的路上经常看到“一股子、又一股子”大黑烟，我们知道，日本鬼子又在烧！大家心里全都充满了恨！1943年5月，我光荣地入了党。当时我们的党还没有公开，我们的工作都是“地下”开展的。我被调到县上当了“机要交通员”，工作任务就是给周边几个区的党组织送一些“部队的命令”、“作战计划”等绝密、机密的文件。这些机密文件通常都是用牛皮纸包两层，哪怕是被雨淋湿都不会有事。做这个工作期间，只要文件来了，不分昼夜，马上就要出发。当时给我配备的“武器”是一把有20粒子弹的“二把匣子”手枪，还有两颗手榴弹。有一次半夜执行任务，我和一只狼一起走了两里地。可能是因为带着“武器”，所以当时我好像也没有多害怕。半年后，我因为心脏出了点问题，不能执行任务，组织让我回村里养病。我遗憾了好一阵子。不过有件好事：我认识了和我同岁的曹火星，他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作词人。他到我们村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当时那首歌还没有曲子，他就编成我们当地民间传统的“霸王鞭”的形式，教我们全村男女老少传唱。这首歌对我们的鼓舞很大。没多久，正赶上国家号召参军入伍、抗日救国。我主动报名参军，一直到1958年从部队转业到了青海。 (本报记者 乔欣 整理)
★ 日本鬼子对游击战“恼火得很”
张昆山口述
张昆山，1928年出生，山西宁武人，1941年参加工作，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大离休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我是游击队长，游击队和正规军不一样，我们是小范围作战，就是毛主席的那套游击战术：消灭敌人保守自己，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日本鬼子每年都要大扫荡一次，我们那里都是山区，敌人扫荡的时候我们就负责把老百姓安全转移到山洞里，组织民兵、自卫队保卫政府、保卫政权。游击队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三十几个人，武器极度缺乏，三十几个人只有十几把枪，其它都是大刀，用这些装备根本不行，我们要从鬼子手里夺武器，就打了几次伏击战。有一次，鬼子的一辆汽车从我们宁武县经过，车上装有24支步枪和几挺机关枪。车上有5个鬼子，前面驾驶室2个，后面车厢里3个，我们第一枪就把司机打死了，车停了，鬼子下车开始反抗，我们三十几个人呢，他们根本不是对手，很快我们就收缴了所有武器，把我们的游击队武装起来了，当地的群众、民兵、游击队、自卫队都很高兴。宁武县是个山坡上的小县城。日本鬼子一进来，就杀掉了我们宁武县3000多人。有枪打死的、刺刀刺死的，血从山坡上留下来，真是血流成河，惨得很！但是，日本鬼子对我们的游击战“恼火得很”，武器上我们没有优势，战术上他们干不过我们，我们不和日本人正面交锋，迂回的游击战就让他们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本报记者 张晓英 整理)
★ 我没有上过战场，做的工作都是保密的
张义口述
张义，1928年出生，陕西佳县人，1945年参加工作，省司法厅离休干部。
1945年我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选到中央机要局做冀东台的明码译电员。那会的机要有保密制度，管理比较严格，不得互相传阅，属于封闭状态。译电员不让随便出去，休息时间也不固定，随时有电报就要上班。休息的时候也互相不能谈工作，有些重大消息，知道的早也不能说。著名的叶挺事件就是一个实例，我们当时在中央机要处就知道这个消息，但是知道又不能说。我没有上过战场，做的工作都是保密的，属于默默无闻的工作者。那时候的延安被日本侵略者炸得乱七八糟，战火纷飞，后来日本投降了，大家欢欣鼓舞，一晚上都在庆祝。当时根据全国解放后的形势，中央机要局要离开延安了，其中有一部分人跟着中央机要局走了，但是绝大多数人还要留在地方，我就属于留在地方的干部。刚留下不久，又被选中去当兵，1949年一军解放青海，我就来到了青海留在了这里，从此便在青海奋斗了一生。 (本报记者 董慧 整理)
★ 那一天，我认识了日军的轰炸机
董绍宣口述
董绍宣 1926年出生，青海省湟中县人，1949年参加工作，省文联退休干部。
15岁的时候，我在公安街小学上六年级，就是现在的西宁市第十四中学。虽然青海比较偏远，但是印象里那个时候我们学校里“打日本”的气氛特别浓厚。每天组织我们唱红歌，还演节目，我还扮演过日本鬼子。可惜的是，唯独没有航空教育，没有应对措施，也没人告诉过我们，看到日本人的飞机来了该怎么办。日本人的飞机到青海来了两次，第一次是1941年大约5月份左右，我记得一共来了48架。因为我们谁都没见过飞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同学们还在一起抬着头“一个、两个、三个…”的数呢！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次幸亏他们没投炸弹，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隔了没几天，学校组织老师给我们讲了日军飞机的很多具体情况。我们才知道那是轰炸机！专门扔炸弹的飞机！还告诉我们，西宁的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上都装了大钟，也就是警报器。飞机到兰州的时候，会有预备警报，声音比较缓，等飞机离开兰州往西宁走的时候，就会变成急促的钟声，这时候就一定要赶快往城外跑！1941年6月23号，大约是中午的时候，日军的飞机第二次来了！警报一响，我跟着同学们一路狂奔，感觉一下子就跑到了南山山顶上的战壕里。回想起来可能真的是怕的不行，跑得确实特别快！像飞一样！在山顶上就看见27架飞机飞得特别低，我们眼看着这些飞机飞过湟中多巴之后一个转弯就朝着西宁过来了，只记得声音特别大，老师还叫我们撕了身上的衣服布塞耳朵，说是会把耳朵震聋。紧接着就看见那些飞机开始往下扔炸弹。“轰轰轰”的声音像机枪扫射一样，当时我们全都吓傻了。不记得过了多久，听到警报解除的钟声以后，我们开始下山回家，现在的玉井巷小学以东和饮马街那一大截子全部被炸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学校操场北面那个菜园子的主人房子被炸了，一头毛驴四脚朝天，屁股上一个很大的窟窿，老师说那是刚好被一颗炸弹投中了。听说那一次炸死了好几十个人，五百多间民房被炸毁了。学校担心我们会害怕，留下心里阴影，没让我们看到尸体。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就足够惊人了。我家当时住礼让街，没有被炸弹击中。但是我们不敢再待下去了，因为日本鬼子随时可能再来。我们全家就搬回湟中老家了。 (本报记者 乔欣 整理)
★ 烟雾弥漫的西宁城
梅锦春口述
梅锦春 1929年出生，青海省西宁市人，1949年9月参加工作，原西宁电影公司工程师。
日本飞机总共来过两次，第一次是从北山那个方向来的，总共48架飞机，三架一组，飞机转了一圈走了，也没炸，很多人可能都没看见，但是我们看见了。第二次我记得那是1941年6月份，那时候天气已经热了。那时候有规定，如果兰州那边有情况，西宁就发警报，警报一响大家就往城外跑，所谓的警报就是敲大钟。有一天警钟响了，那时候我在西大街小学上学，老师就带着我们从西门往现在的贾小庄那边跑，在树林底下躲着。大概是上午10点左右，飞机轰轰轰的声音响了，警钟也敲得很急，飞机从东面飞过来往南走了，总共有27架。大家估计飞机也就是飞到了塔尔寺的那里就又返回了，回来的时候飞机排成了一条直线，就听到了一阵机关枪扫射的声音，我们躲在树底下，因为飞机飞得低又慢，能清楚地看到飞机上面的日本国旗。不一会，就听到了闷闷的声音，大概十几分钟后，飞机往东飞走了，警报解除了，我们回到城里一看，城里尘土飞扬，烟雾弥漫。我家当时是在饮马街。我从城外回家时，看到南玉井巷有几家被炸了，人们浑身尘土、慌张地跑出来了。在现在的玉井巷小学门口惨状就见了，看到一头驴的臀部被炸烂，倒地流着血。墙上有子弹射过的痕迹。在原来的西宁电厂位置那里有一个庙全被炸毁。当年，在饮马街北端有一座二层楼，当天，在楼房不远处的一位值勤警察正在巡逻，炸弹扔下来的时候离街道只有50米，穿着新衣服的这位警察不幸中弹，炸得血肉横飞，炸飞的肉都贴在墙上，血流了一地，令人触目惊心。饮马街往上走大概80多米，有几间老百姓开的铺面，有一家三口被炸得很惨，这是罗七爷家，他家小孩脸上的肉被炸得贴到墙上，惨不忍睹。事后两天，我到现在的观门街小学附近，那里有一栋二层楼房，二楼的楼顶上有一个大洞，一楼的房檐上有刮痕，说是扔下来的炸弹没有爆炸，窜进地里了，有人正在挖，挖出来的炸弹大概有1米2左右高，上面写着昭和十四年造。 (本报记者 张晓英 整理)
★ 终生难忘的一天
朱文奎口述
朱文奎1933年出生 1950年参加工作1976年5月入党西宁市税务局退休干部。1941年，我八岁，家住南玉井巷中段。
6月23日那天我跟往常一样去学校，因为答应给同学摘酸杏子，便爬上杏树去摘，突然听到我十四爸催我下来，“快跟我躲飞机去”。日本帝国主义在我西宁上空飞来27架飞机，我便跟着十四爸跑到小西门外，就是现在青海日报社一带的地方，躲在了一片麦地里。下午两点左右听到飞机沉闷的嗡嗡声，接着便是轰隆隆的爆炸声。等城头上解除警报的钟声响了，我们走过的几条大街和小巷都看不见人，偶尔会听见远处传来的啼哭声。正在这时碰到了我同院的一个婶子，她说：“老十四，你的大嫂(即我母亲)被飞机炸坏了”。我十四爸一听，就跌跌撞撞地走回了家(那年我十四爸由于惊吓成疾，加之无钱医治而亡，继而十四婶也忧愁而终)。被炸后的家是一片狼藉，里外院都是破砖烂瓦，我家的藏书都扯成了一页页地撒落在前后院的地上，南房半截柱子打入了西房南头的窗子后立在房里的墙角边。在花园的废墟中，我看到母亲坐在一棵花树下痛苦地呻吟着，我大哥正在给母亲用药棉擦洗伤口、敷药。我姐姐朱毓英也好像才从土里爬了出来，嘴角流出的血变成了黑泥流，那年我姐姐才十岁。日机给我家投的一枚炸弹爆炸后，给我家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我爷爷用终身智慧所雕刻的石刻、木刻等格言，家藏字画被炸得撒落在前后两院；前院南房两间损坏一间，紧挨的厕所一间，背靠的花园北房三间，炸断花园内老榆树一主干后压塌房屋一间；家中文物价值的损失更是无法估算。而两位亲人的逝去，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由于生活艰辛家中四五口人相继病倒，我也患上了眼疾和百日咳，被迫休学一年多。 (本报记者 董慧 整理)
★ 当时18个人，就只剩下爷爷一人
王宗吉口述
王宗吉，1920年出生，河北永清人，1937年参加革命，省文化新闻出版厅离休干部。
王宗吉在老伴儿的帮助下回忆道：1938年的2月份，我离开家乡河北坝县，当了八路军的司号员。1940年的尚庄战役。这个尚庄是我们当天准备宿营的地方，我们走了一天，当时的旅长是王尚荣，我们那个团一共有三个营，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发现那个地方在冒烟，于是我们就问了一个放羊的老乡，老乡说这个烟是日本鬼子做饭时产生的烟，所以老乡们都不敢回去。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决定在尚庄打一仗，在这场战役中我为了保护旅长王尚荣受了伤。当时我在一个坟头的后边，在交战过程中，突然来了个炮弹，我正在地上趴着，感觉身上很重，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两根肋骨被打断了，脚趾也被子弹打穿了，我的残疾就是在尚庄战役中留下的。后来我们从葭县又到了绥德，在绥德的三年非常困难，那时我担任指导员，每天都很发愁，这三年怎么度过？那几年纺线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每人每天纺六两线，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要交纺的线，如果交不出线，就拿不到饭票，没有饭票食堂就不会给你打饭。当时，队里有那么一两个人动作比较慢，所以我每天就得多纺一些给这些手脚慢的人。除了纺线，还有就是背碳，演京剧……七·七事变以后，北京老百姓吃的就是大豆皮，花生皮，把它们与树皮什么的磨在一起，一个人一天就给你四两，多的没有，还得排一晚上队。日本鬼子在街头杀人那是经常的事。当时的天津也是这样，爷爷那时候还小，给人当学徒，稍微大一点之后就跑出来了，当时和爷爷一起出来的18个人，最后就剩下他一个了。 (本报记者/张晓英整理)
★ 没打过大仗，就杀过几个小鬼子
李崇德口述
李崇德，1926年出生，河北任丘人，1944年参加工作，青海省地矿厅离休干部。
我1944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我是个新兵，跟日本小鬼子打了一年。当时参加工作是在张北县三区区小队，整个区小队只有二十个人。那时候我们的斗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隐蔽的，就是贴标语、搞宣传，晚上组织老百姓去破坏敌人的公路，把敌人的电线割断。还有一种就是公开的。我没有在正规大部队待过，没参加过大的战役，就是杀了几个日本小鬼子，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我们接到老百姓的举报，说是有三个日本鬼子到二泉井乡收烟土，发洋财去了。当时的区委书记王林说咱们一定要消灭他们，不能让他们得逞，带着我们十几个人就去了。我们假扮成商人，把三个鬼子给打死了，从他们那里搜集到45斤烟土，这些烟土由区委书记王林保管。没想到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那时候有一些二鬼子、汉奸向我们投城，有几个跟着我们一起参加了这次行动。这几个二鬼子、汉奸抽大烟的多，他们见了大烟土，就把区委书记王林杀害了，还有一个小战士也一起牺牲了，这是我记得最惨痛的一件事。还有一次是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解放张家口。那时候苏联的装备基本都是机械化，有摩托车、飞机、大炮。我们跟苏联人语言不通，但是还得接触，我给他们当后勤，给他们送吃的。交流时大家用手势来比划，我们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大家都熟了，就相互交换东西，我们给他们一瓶食用油，他们把手枪一打开，72粒子弹哗哗的就倒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子弹很充足。在张北县与张家口之间有一个狼哈沟据点，要解放张家口就必须要占据这个重要的关口。我们就配合苏联红军，做支前工作。在那次战斗中，我挨了一枪，到现在还留有一个疤。苏联红军开着飞机轰炸狼哈沟，把日本小鬼子炸得焦头烂额，哎呀，当时小日本已经走下坡路了，稍微一打就打得他们死的死、跑的跑，到处逃窜。在外围的我们刚好遇见了逃窜的二十几个日本小鬼子，武器装备上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有着宁死也要把他们歼灭的决心，就在关键时刻，区里的后援来了，我们一起歼灭了小鬼子。 (本报记者 张晓英 整理)
★ 抗战那些事
杨德玉口述
杨德玉，1926年出生，山东淄博人，1943年参军，青海省建新监狱离休干部。
1943年我才十四岁，当时的社会很动荡，没有好的环境学习，我就特别想参军，可是我年龄小，都不让我参军。我跑了好几个参军的地方，后来在我的坚持下，我参加了当地游击队，成了通讯员、警卫员。记得有一次，敌人每天早上都要在据点外围跑操，我们就埋伏在不远处的庄稼地里，等敌人出来跑操的时候我们就搞突然袭击，可是由于我们个别同志暴露了目标，敌人有些察觉。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就突然出来了一个班、大约十来个日本兵在庄稼地周围搞搜查，这一次袭击我们没有成功。后来我们改变策略，在据点1000米的地方有个庙，我们悄悄隐蔽在那里，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再来了，又开始训练，我们就从庙里冲出去，很快就把敌人消灭了，打死敌人约二三百人。1944年，在无影山那有个敌人据点，里面住了十几个日本鬼子，旁边还住着汉奸。据点不远处有个村子，鬼子也经常出来到村子里要东西。有一次6个侦察员化妆成村里的百姓，提着鸡、肉、菜去给山里据点的鬼子送去，想借此机会一举消灭他们。可是鬼子很狡猾，对来者抱有警惕，后来看他们是百姓，就放松了警惕，把进入据点的吊桥放了下来让侦察员们进去了，这一次据点大部分鬼子被打死。还有一个鬼子在炮楼顶上，不缴枪投降，就直接把炮楼炸了，这是比较过瘾的一仗。打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听到领导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日本投降了，当时真是太高兴太激动了。 (本报记者 董慧 整理)
★ 日本侵略者不是一般的坏
高志贤口述
高志贤，1917年出生，山西临县人，1939年参加工作，省测绘局离休干部。
卢沟桥事变那年我参加工作，1940年入党时不能公开，只有自己和介绍人知道，我们都是单线联系，不能见面。那时候，老百姓的粮食要藏起来，共产党八路军的粮食也要藏起来，粮食都藏在野外的地洞里，不容易找到，每月到地洞里取一次粮食。日本鬼子根本找不着藏粮地，没有粮食，他们在这个地方就呆不住，就算把老百姓抓去，没有人会说出粮食在哪。就因为这个原因，鬼子杀了不少百姓，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不是杀就是抢，根本没有人性。日本侵略者霸占我们那个县两年，敌人在县城，共产党在农村，叫敌占城市、我占乡村。有一天在刘家庄，日本鬼子把全村男女老少都包围起来，衣服全都扒光。有一个女的，头上戴了一顶帽子，她感觉很羞，就把帽子拿下来遮羞，鬼子看见后上去一刺刀把她刺死了，真的很惨。当时我不在现场，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去看了。还有一个叫白文镇的地方，日本鬼子放火把整个镇都烧光了。那时候我当乡长才3个月，那天晚上我住在乡政府，快到天亮的时候，民兵跑来了，说是来了日本鬼子，一次杀了9个人，8个人当场就死了。那时候虽然很苦，但是大家很团结，一门心思打日本人。 (本报记者 张晓英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