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晚报记者就两大热门会议专访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6月29日，首届“世界信用评级论坛”在北京国贸大酒店召开。而同一天，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的高级官员们也齐聚北京，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这两个会议都是中国主导的重大事件，其代表并预示的皆为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相关的新动向。

　　29日上午，现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出席世界信用评级论坛，现场就信用评级等方面的问题与中外嘉宾们分享交流。受大会邀请，在主论坛演讲环节结束后，经济晚报记者专访了朱光耀副部长，对两大热门会议进行串联解读。

　　亚投行顺应了亚洲经济发展的趋势

　　记者：您刚才在主论坛分享时，讲到29日亚投行签约的事情，好象有一个互补关系，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下吗?

　　朱光耀：亚投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补充，不是替代世界银行，也不是替代亚洲开发银行等原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关于亚投行，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一 年以前提出的倡议。习主席提出倡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亚洲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资金方面，有着巨大的缺 口，按照亚开行的统计，未来1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要8万亿美元，而现有的亚开行等机构，远远无法满足这个巨大的资金需求。习主席提出这个倡 议，是顺应了亚洲经济发展的趋势也顺应了亚洲人民希望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要求。

　　在去年11月份接见参加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的时候，习主席强调了三点，第一点就是人心齐，泰山移。当前世界经济面对着挑战，复苏进程非常 缓慢，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解决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瓶颈，这个非常关键，这个就要形成合力，大家同心合力。习主 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这个倡议，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亚洲和亚洲以外，愿意支持亚洲经济发展的国家共同努力，形成发展的合力，促进亚洲的经济发展。亚洲的 经济是全球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一个部分，亚洲经济保持健康，持续的发展，对世界经济是具有重大贡献的。所以习主席讲第一点，就是人心齐，泰山移。

　　第二点习主席强调，要想富，先修路。语言是最通俗的，但是它反映了深刻的道理。在中国自身，我们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当时 经济发展受到了瓶颈的制约就是交通、电力这方面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所以人们生活的改善受到了阻碍。中国政府应人民的要求，下了极大的决心，通过改革开 放，我们的基础设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我们今天的高铁，电力的供应各个方面。中国的经验教训，我们对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瓶颈是感 同身受的。所以习主席强调要想富，先修路。大家在齐心协力把亚洲基础设施瓶颈克服掉，特别是在一些目前经济遇到困难、发展还在瓶颈方面受到很大制约的国 家，中国愿意把我们的经验同他们分享。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必须下极大的努力，这就是习主席强调的第二点。

　　第三点，习主席强调，亚投行是秉承开放、包容的原则。亚投行是面向区域内所有国家，也面向区域外愿意支持亚洲经济发展的国家。习主席包容、开放 的原则，是亚投行的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所以大家看到，在一年的时间里，现在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57个国家，受到了区域内国家，乃至区域外国家的广泛支 持。因为大家看到了这是在真正的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致力于区域亚洲地区繁荣的重大举措。同时开放包容的原则，也反映出我们明确地表明亚投 行在现有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它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我们希望通过开展包括联合融资在内的项目合作，亚投行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 银行一起促进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促进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亚洲的繁荣，为亚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共同做出贡献。

　　年底亚投行能够正式开始运作

　　记者：中国作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对其他股东有何期待?

　　朱光耀：要通过亚投行自身的理事会也好，董事会也好，通过亚投行的内部的机制，大家会形成共识，指导亚投行今后的活动，我们的期待，就是在中国 的倡议下，习主席的倡议，得到了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热烈的欢迎。亚投行成立的诉求，是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基础设施银行，发展银行成立从来没有过的。在 速度上，是第一的。就质量上，我们看，在一年的时间里，57个国家，而且既包括区域内的过程，也有区域外的国家，这个是说明目标，任务得到了各国广泛的支 持，确实是一种合力，是一种团结。我们希望亚投行在成立之后，今天签成章程以后，通过各国有关部门，国会相关的批准程序完成，在今年年底，能够正式开始运 作。最后我们希望现在准备好，有质量的项目，体现环保，体现我们的政策要求，最重要的，还是要完成它的目标，促进亚洲基础设施的发展。

　　中国正在积极探索信用评级“标杆”

　　记者：说到今天的主题——世界信用评级，我们看到东方和西方的不同，或者说亚洲与西方信用体系的差距。您觉得世界信用评级对当前经济有什么样的作用，您对中国式的“信用标尺”有什么看法?

　　朱光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大家对信用评级的作用有了很多的反思。无论是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还是在此之前1997年、1998年爆 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都说明评级公司的作用要值得反思。评级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它自身的公信力，你的评级必须要客观、公正、专业。而不是错误地以所谓的“华 盛顿共识”，或者以完全的私有化这种意识形态的关联进行评级。评级公司的依据，就是对债券评级的唯一的评级，就应该是债券的持有人，也即借债人偿还债务的 意愿和能力，而不是其他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很多是值得反思的。G20峰会，特别是伦敦峰会，明确要把对评级机构的监管纳入总体的金融监管的范畴之内。应该说从伦敦G20 峰会以来，在促进评级机构改革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在把评级的一些结论作为各国金融结构监管政策的依据这方面做剥离，应该说这方面的工作 取得不小进展。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直到今天三大评级公司，仍旧垄断全球金融信用评级业务的96%，其他方面的评级公司业务的进展不大。我们中国，包括大公在探索，这都是可喜的探索，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自身的公信力和评判的依据要客观、公正、专业，这些方面要做更大的努力。

　　互联网金融监管是个国际性问题

　　记者：去年以来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如今呈现出一种“百花争艳”的局势，您如何看待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朱光耀：首先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本身是一种创新的形式。适应了创新发展所带来的新的变化，这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客观创新的发展。 第二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它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金融活动。第三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监管的问题，监管怎么做。由于是创新的活动，刚刚开始起步，而且 起步以后迅猛发展，对互联网金融监管，不仅仅是中国，世界各国都面临制度上怎么来监管。有了互联网业务以后，税收上怎么体现，安全性如何保障?对于这一系 列新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欢迎这种创新的态势，应该重视这种新金融工具为广大消费者提供的良好服务的方式。但是在监管上，一定要下功夫。我们想，一 方面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同时又要有国际的政策协调。因为互联网业务、互联网金融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业务，也是跨国的。而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们的 信用卡业务，都已经在全世界受到广泛的欢迎。中国旅游者走到哪儿，我们的信用卡服务就跟到哪儿，这是我们商业银行做的极大的努力。随着新的互联网金融的创 新，这个业务更是无所不覆盖，无所不涉及，在金融服务领域，我们一定要适应新的形式，监管方面也得跟上。

　　健全完善可以跟踪的信用体系

　　记者：互联网金融符合李克强总理提到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模式。中国和西方互联网金融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国外信用体系比较健全，中国信用体系缺失，您觉得像这次，比如说世界信用评级论坛会议的召开，会对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朱光耀：健全完善信用体系，而且建立我们可以跟踪的信用体系，这是非常关键的。在一个现代的社会，发展好信用体系对我们整个的金融体系的发展，对我们每个人自身在参与金融活动，参加经济活动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促进信用的提高，包括金融信用。

　　我国正在研究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

　　记者：我们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什么时候可以确定下来?

　　朱光耀：现在正在认真研究，因为大的政策，如刚才你讲的很对，李克强总理谈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国家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下了极大的努力来 推进。而且这本身也是我们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们思维概念的转变，是我们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的新态势，包括互联网金融发展，我们的金融监管政策都一定 要跟上，将根据具体情况迅速加以完善。